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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新納17種抗癌藥 平均降幅56.7%

2018-10-11 06:13:31 21世紀經濟報道 
本報記者 王佳昕 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王佳昕 北京報道

  導讀

  目前未實現城鄉居民醫保整合的統籌地區,也要按規定及時將17種抗癌藥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範圍。

  經過3個多月的談判,又有17種抗癌藥納入醫保報銷目錄。

  10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印發了《關於將17種藥品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乙類範圍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將12個實體腫瘤藥和5個血液腫瘤藥納入藥品目錄。

  據了解,17個談判藥品與平均零售價相比,平均降幅達56.7%,大部分進口藥品談判後的支付標準低於周邊國家或地區市場價格,平均低36%。

  國家醫療保障局局長胡靜林表示,此次納入目錄的抗癌藥都是近幾年新上市的藥品,專利存續期還比較長,醫保對這些優質創新藥的戰略性購買,能促進和推動醫藥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研制更多更好的創新藥,惠及廣大患者。

  不過,抗癌藥納入醫保並非萬事大吉。記者了解到,目前存在抗癌藥入了醫保卻入不了醫院的現象,醫院不采購,患者依舊無法購得降價抗癌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這一現象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藥占比的制約、醫保的總額控制等。

  “抗癌藥價格經談判後下降,但依舊不低。醫院若采購,費用會超預算,即超出總額控制指標,又不能拒絕患者要求,最後幹脆就不進了。”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咨詢師王宏誌告訴記者。

  患者減負效應顯著

  被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的17種抗癌藥,均為臨床必需、療效確切、參保人員需求迫切的腫瘤治療藥品,涉及非小細胞肺癌、腎癌、結直腸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個癌種。

  事實上,這已是新一輪的抗癌藥入醫保。早在一年前的2017年7月,就有36種藥品被納入2017年版的國家醫保目錄,其中有15種為抗癌藥,價格分別降低了30.4%-70%不等。

  此次則有更多種類的抗癌藥加入目錄,包括治療慢性粒-單核細胞白血病的阿紮胞苷、治療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培門冬酶、治療腎細胞癌的培唑帕尼等。值得一提的是,17種談判抗癌藥品中有10種藥品均為2017年之後上市的品種。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部分創新藥在國外上市時間也不長,納入醫保一方面能鼓勵這些藥品的生產企業繼續研發創新,另一方面也使患者盡快用上治病救命的新藥,提升用藥可及性。

  “國內也有一些藥企在做創新藥,這樣加速進醫保的做法對於他們來講也是一種激勵。”蔡江南說。

  降價幅度上,以上文提到的諾華生產的培唑帕尼為例,200mg/片的價格為460元,醫保支付標準為160元一片,降幅達65.2%;輝瑞生產的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克唑替尼,200mg/粒的價格為750元,醫保支付標準為219.2元,降幅達70.7%。

  國家醫保局有關負責人曾告訴記者,在醫保談判的前後,患者的減負效應遠大於抗癌藥的降價效應,患者的減負不僅僅通過降價,更主要的是通過醫保報銷來實現的。

  例如,抗癌藥A此前100元,全部由患者自付,進入醫保目錄後價格降為90元,但90元中由醫保報銷65%,則患者僅支付31.5元。因此通過談判雖然價格僅降低10%,但患者負擔卻顯著降低了68.5%。

  此外,《通知》明確了執行時間,要求各省(區、市)藥品集中采購機構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將談判藥品按支付標準在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臺上公開掛網。醫保經辦部門要及時更新信息系統,確保11月底前開始執行。

  另外,各省(區、市)醫療保險主管部門不得將談判藥品調出目錄,也不得調整限定支付範圍。目前未實現城鄉居民醫保整合的統籌地區,也要按規定及時將這些藥品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範圍。

  進了醫保卻入不了院?

  不過,即便抗癌藥進了醫保,是否就意味著患者能夠買到?答案是否定的。

  此前,有媒體報道,部分列入醫保範圍的抗癌藥或罕見藥,醫院並不供應,各地陷入缺貨狀態。且由於國家已將藥物納入醫保,慈善機構與藥企設立的部分患者援助項目也隨之暫停,患者無奈只能去藥房全額自費購藥。

  記者對此詢問了多位行業內人士,得到的回應是:上述情況確實存在。而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即為藥占比的限制。

  什麽是藥占比?通俗來講,就是病人看病就醫過程中,藥品費用占總費用的比重。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指出要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力爭到2017年試點城市公立醫院藥占比(不含中藥飲片)總體降到30%左右,以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解決不合理用藥等問題。

  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教授史錄文告訴記者,癌癥用藥費用高,在多項政策的影響下,如藥占比要求,有的醫院可能不願配置,腫瘤患者用藥可及性仍會受到影響。

  蔡江南認為,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專科,是不科學的,不能用一個統一的藥占比來要求所有醫院。例如兒科不太需要用藥,藥占比高的可能性不大,而腫瘤醫院需要的藥品較貴,就應相應的提高它的藥占比。

  史錄文表示,實現“三醫聯動”,才能有效提高患者藥品可及性,三醫聯動需要在尊重醫學規律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經濟技術、信息技術和監管技術做支撐。只通過控制藥占比並不能有效控制醫藥費用。“降低藥占比的方式太多了,例如通過大檢查、大化驗,提高總費用,擴大分母。”他說。

  記者了解到,目前已有部分省份,如廣東、安徽、天津等地發文,稱對國家談判藥品不納入藥占比考核。但在全國範圍內,尚無相關舉措。

  另外,王宏誌表示,醫保總額控制也是造成醫院不采購抗癌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目前多地的醫保收支較為緊張,而醫保不是無底洞,醫院購進高價抗癌藥,極大可能超出預算。

  對此,《通知》表示,因談判藥品納入目錄等政策原因導致醫療機構2018年實際發生費用超出總額控制指標的,年底清算時要給予合理補償,並在制定2019年總額控制指標時綜合考慮談判藥品合理使用的因素。同時,要嚴格執行談判藥品限定支付範圍,加強使用管理,對費用高、用量大的藥品要進行重點監控和分析,確保醫保基金安全。

  王宏誌認為,關於年底補償並非想象的那樣輕松,錢從哪裏來,要看當地醫保基金的收支情況,目前很多地區醫保增加支出的可能性不大。

  史錄文建議,國家應繼續努力完善藥品供應保障制度,如何從宏觀層面調控,做到既滿足醫學規律,又實現合理控費的目標。首先應做到醫療服務同質化,在同一個臨床路徑管理下,若一藥品該用,藥占比高些則可以接受;若藥品不該用,哪怕比例很低,也絕對不能用;同時實現精細化管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手段,做更大範圍的宏觀研究,精準制定相關政策。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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