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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圖強:民國民族保險業的愛國情懷

2018-08-10 09:54:03 中國保險報  陳斌

  民國時期保險業界有位名叫王梅卿的人,他的身世來歷鮮為人知難以細考,但他的一則告別買辦的“哭告”式公告,卻吸引了眾人的眼球,展現了一個保險人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懷,是民族保險業在艱難困苦中玉汝於成責任擔當一個的縮影,在那個苦難深重的時代,這一舉動無疑如一道光亮劃破夜幕,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回溯這一幕歷史場景:1931年10月10日《申報》5版廣告欄發布了這樣一條醒目的公告:“王梅卿哭告保險同業及全國同胞公鑒”,其文內容如下:“倭奴乘我國天災匪禍之際,悍然出兵占我疆土,殺我同胞,焚我屋宇,劫我財貨,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完全顯露。國際聯盟屈服於強力之下,無法阻止。可知世界只有強權,原無公理,我同胞不速謀自救,則亡國在目前,自救方策,鄙見為最有效力者,莫如各業各團體實行經濟絕交,茍人人能抱定不合作主義,堅持到底,即足以制帝國主義於死命。鄙人經理中外保險有年,自即日起,決計對洋商脫離關系,已保各險到期之日,即該歸各華商承保。即使各洋商保價千兩一兩或五錢,折扣跌至一折或半折,或優給傭金多至九折或九五,亦寧願犧牲個人一切權利,決計不再為虎作倀。所望我同胞嗣後欲保水火險不再向洋商投保,並請我保險同業不再為洋商經理保險。即洋商設計破壞或為占我民氣,濫跌保價、濫放回傭,願我同胞勿貪小利,尤盼賢明之新聞界,對於洋商之跌價、放傭等不為代登廣告,果能團結一致,堅持弗懈,我保險業如是,其他各業亦一致團結起來,則我垂死之國勢,尚有一線生機,涕泣陳詞,請諸公鑒。”

緊接著有一條廣告:“寧紹公司水火保險部聘請王梅卿君為營業部副主任啟事”,內容:“王君熱心愛國,自願與外商保險公司脫離關系,現由本公司聘為保險部營業副主任,並於即日起開始辦公,以後保戶或經理員等如欲向王君接洽生意,可徑往江西路五十九號本公司為荷。”
  緊接著有一條廣告:“寧紹公司水火保險部聘請王梅卿君為營業部副主任啟事”,內容:“王君熱心愛國,自願與外商保險公司脫離關系,現由本公司聘為保險部營業副主任,並於即日起開始辦公,以後保戶或經理員等如欲向王君接洽生意,可徑往江西路五十九號本公司為荷。”

  王梅卿,一位曾經替洋商保險公司推展業務的買辦,幡然醒悟,宣稱不再替洋人做事,同時發布文告,敦敦勸誡國人勿貪利失節,與洋商決絕,同仇敵愾,把救助保險業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高揚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旗幟。言必行,行必果,王梅卿不僅說,而且說到做到,立竿見影,立馬到民族保險公司任職,其言行令世人欽佩與敬仰!

  民族保險所處的時代大背景

  “吾國自通商互市以來,保險事業亦與年俱進。顧華商業此者寥塞無幾,每年保費為數甚巨悉周轉於外人之手,利權外溢良可慨嘆。而太阿倒持、仰人鼻息,尤為國人所應急起直追,以圖挽救者也”。這是1926年東萊銀行闡說其創辦安平水火保險公司緣由時的一段話。

  1865年義和公司保險行創設之前,外商保險公司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經濟侵略已進入中國有60年之久,外商保險公司壟斷著中國保險市場。開始以廣州為基地進行保險業務活動。上海開埠後,在19世紀60年代中已發展成為全國進出口貿易的中心。在此之前,外商已開始在上海設立保險分支公司及其代理機構。19世紀60年代初,外商洋行和保險公司紛紛湧入上海,競開展進出口貿易,並開設在華保險機構。外商保險業,以英商為最早,它們資本雄厚,經營保險歷史悠久,因而在中國保險市場占有主要地位。當時水火險業務的經營,保險費率的厘定,均操於英商之手。其他國家的保險公司唯英商馬首是瞻。這些外商保險公司帶有集體行動的性質,如折讓回扣、競相降低保險費率、統一火險費率、統一拒保對象等。

  外商保險公司憑借不平等條約及其在華特權,挾其保險經營的技術和雄厚資金,獨占、壟斷了中國保險市場,攫取了大量的高額利潤,並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險公會,加強了壟斷控制,企圖把新建立的民族保險業扼殺於搖籃之中,但中國民族保險業仍然在艱難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了。

  民族保險業從創辦之日起,就處於洋商的壓制下,與洋商競爭、挽回利權是他們永不變更的信念。上海保險事業原由外商保險公司壟斷,國人自營保險公司陸續成立後,外商組成各種同業公會,聯合訂立各種規章制度,壓制華商保險公司的活動,一切都須遵照他們規定的制度辦理。單據全用英文,投保國人不懂英文,遇有意外,洋人常作歪曲解釋,使我華人深受其害。

  民族保險業在反帝鬥爭中成長

  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5年五卅慘案的發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反帝鬥爭不斷高漲,這是中國民族資本工商業又一次獲得發展,民族保險業也相繼在上海、廣州、香港等地興起,一批華商公司紛紛成立,大力宣傳參加保險的好處,為維護民族權益勵精圖治,業務發展迅速。

  1926年以後,中國保險業出現了一個新形勢,就是中國的銀行業相繼投資於保險業,保險機構由上海等地延伸到其他口岸和內地商戶。在民族保險業的發展和中外保險激烈競爭的形勢下,一些規模較大的民族保險公司為了發展業務,開始向海外拓展保險市場,擴展國外保險業務。

  與此同時,華商保險公司加強了合作,組織華商保險總經理處,專為華商公司的委托,代理承保各項保險事務。華商聯合保險公司經國民政府特許為全國保險業對內對外的分保機構。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改組後,加強了內部的組織管理,並與南京、天津、漢口等地的保險同業公會相互聯系,共謀業務的改進,如保險單改用中文,議改火險實價,統一火險公證人委托辦法等,均收到顯著的效果。

  作為華商保險企業的佼佼者,寧紹公司告誡國人“向華資公司保險,在情誼上經濟上法律上均為有益而無損”,呼籲國人向華商公司投保。曾任上海總商會副會長的方椒伯告誡經濟界與國人,“此廿余年中,內憂外侮,交相淩逼,國家阽危,達於極點。社會經濟,幾無時無地不有分崩離析之危機。在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國人似已覺悟自身之痛苦,非謀群策群力,向侵略國之資本主義者進攻,不足以救危亡”,“然環顧國內之保險事業,每年外溢之金錢,亦不下數千萬。其較直接間接販賣洋貨之漏卮,尤覺重大”。在此情勢下,“為穩定國內經濟,建設民眾力量,以抵抗外來之侵略起見,除提倡國貨外,尤應提倡華商保險,不使有用之金錢,流溢於外人之手,且坐受其剝削,以致經濟自由,完全喪失,國家社會之組織,陷於紊亂狀況”。方椒伯視“提倡華商保險”為“挽救國內經濟之崩潰的救國運動中一重要工作”,明確把發展華商保險業上升到“救國”的高度來認識,闡述“保險救國”的道理。

  民族保險業的發展迫使外商保險公司改變策略,采取與華商保險同業公會洽商關於保價劃一、接受分保、經紀人整頓等問題,進而與華商銀行合股開辦華商名義的保險公司。

  投身膠濟鐵路贖路運動

  五四運動的爆發,促使國人郁積已久的愛國之情進一步迸發。1921年的“華盛頓和平會議之結果”,由中日雙方代表“訂立山東條約”,規定:“由日本歸還前清膠州租借地,移交公產,撤退日軍,歸還海關,並由我國給償實價,日本應將膠濟路及其支路與各種附屬產業,一並移交中國。”當時贖回膠濟鐵路需路款3000萬之巨,政府“因財政紊亂”,無力顧及,“故此集款贖路之責,由我國民負之”,因此有了集款贖路運動。

  作為華商保險業一面旗幟的上海華安合群保壽公司“力任提倡之責”,“獨力擔認一百萬元”,並號召更多的有實力的公司積極參加:“近日贖路之運動風起,然顯有實力,願獨力擔任百萬元者,實未之見。”為籌集贖路款,“外人尚且為吾擬議辦法,登於西報,國人安可不即自為顯有實力之動作”,“若每省茍有一二同誌,不難朝集夕滿”。

  華安公司還結合自身業務,“特定贖路集款保壽單,將保壽儲積金額悉充贖路集款”,“代人集款,人欲擔認贖路款若幹者,可用按月付款等辦法,由本公司為之生息匯解,以便利熱心認任巨款而力不能一次付足者”,同時要求政府為路款“不得另行舉債”,將路權收回後,“歸民有民辦”,“所收集款概發債券”,“將來路上盈余,悉作債券紅利”。

  1924年,華安合群公司又發起“經濟救國保壽”。特訂專則,詳述辦法,將“此項保壽金額全數移充國家清還外債,贖回路礦等用,由妥實團體保管”。

  參與對日“經濟絕交”和抗日救亡

  1931年,日本進犯東三省,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通告同業,“現在日兵犯境,普天同憤,本市各業,既經市商會通告停市援助,凡我同業者自應一致停業,共伸義憤”。10月6日,寧紹商輪公司水火保險部為“警告全國同胞弗再向日商投保”致函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此次暴日入寇蹂躪東省,凡有血氣莫不發指,現全國商會已群起實行經濟絕交,我保險業居商業之中樞,義不後人。亟宜設法勸阻,買辦經理員等代日行兜攬營業並限期退出,以示決絕。同時警告全國同胞弗再向日商投保。”表達了華商保險業界對日“經濟絕交”的要求和決心。

  1932年,保險界同人呼籲民眾積極投保壽險,闡明這其實也是在“盡國民之責任”的道理:“誰都知道訓政時期的工作,最重要是在‘建設’,而建設的先決問題,又在‘經濟’,經濟這個問題又怎麽解決呢?……人壽保險,為國民經濟之長城:內之可以以壽險儲蓄之金錢,保障全家之生計,外之匯集國民零星之儲蓄,以匯成大資本,為各項建設之母。”所以,“簡單地說,投保壽險直接是保家保身,間接即所以愛國!……建設時期的民眾們!應以投保壽險,為盡國民之責任”。

  “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各地難民紛集於租界一隅,流離失所,饑寒交迫,殊堪憐憫”,為此,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特捐助國幣三千元於上海市救濟委員會,又三千元於紅十字會,以作救濟難民之用”,“迨南市失陷,難民益眾,情狀之慘,不勝怵惕!上海國際救濟會,特在南市設立難民區,藉資安插”,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特再捐國幣伍百元”。這是以物質關懷表達對受災難民的援濟和對國家危殆時局的熱切關註。

  隨著民眾抗日鬥爭的發展,上海保險同人通過各種渠道參與抗日救亡,組織“保險界戰時服務團”,“以救濟救護慰勞服務為目的”,發起在“每日一角捐款運動”,將所得款項用於解決“難民和傷病的給養困難”,還開展勸募、戰地慰勞、救濟同胞以及抗日宣傳等活動。漢口市保險業公會“鑒於前方將士浴血苦戰”,號召“後方人民,自應本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之旨,加強力量”,“量力輸將,以示愛國之心”,並向漢口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認購救國公債伍萬元”。

  保險業進行國債投資

  壽險公司跟所有保險公司一樣,要遇險賠償;同時又有其特殊之處承擔著滿期還款的責任。所以,壽險公司的投資要格外講求穩健,政府發行的各類債券,一般利率較高,風險相對較小,因而成為壽險公司投資的重點。1914年,華安合群保壽公司決定購買國內公債。華安公司在《申報》上的廣告這樣宣揚:“不但因債票之穩妥及利益之豐厚,又因政府深得人民之信用,其改良政治、整理財政,意在自立,而脫離外債羈絆之意旨,實可昭示於人民。凡國內稱為金融機關者,均應亟起購買,以盡天職,亦可為實行愛國心表示之一端。”
購買公債既是穩健投資的需要,同時也包含借此激發民眾“愛國心”的一種考量。

  購買公債既是穩健投資的需要,同時也包含借此激發民眾“愛國心”的一種考量。

  “保聯”的愛國行動

  上海市保險業業余聯誼會(簡稱“保聯”)是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下的團結保險職工和中上層人士的群眾團體,以“聯絡感情,交換知識,調劑業余生活,促進保險業之發展”為宗旨,成立於1938年7月。
救國圖強:民國民族保險業的愛國情懷
  
救國圖強:民國民族保險業的愛國情懷

  早在1935--1937年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一部分保險業職工就參加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的活動。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保險業職工有300余人組成了“上海市保險界戰時服務團”,以救濟、救護、慰勞為服務目的。鑒於南市及租界內的難民傷兵給養有困難,發起“每日一角”捐獻運動。其具體辦法:(1)凡有相當收入者,每人每天節省法幣一角;(2)有職業而收益極微者,可聯合數人每日合捐一角;(3)家庭婦孺亦可每日節省一角;(4)公司商號或機關人員,除各盡其力每人每日捐獻一角外,可於餐費項下,每桌節省一角。“保聯”積極支援上海軍民的淞滬抗戰,成為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領導下的一支比較活躍的隊伍。

  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後,形勢起了變化,但抗日救亡運動仍在繼續發展。“保聯的成立,一方面使抗日救亡運動擴展到整個保險行業中,由原來300人的隊伍擴大到2000余人的社會團體;另一方面使抗日救亡運動和保險業職工的業務技術學習、文娛體育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使它成為廣大職工共同要求的群眾性組織。“保聯”為了取得團體的合法地位,它在各種活動中,又積極開展對上層愛國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對敵。在“孤島”特殊環境下,“保聯”采取合法組織的形式,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廣泛地開展了職工運動。主要有:

  (1)、舉辦時事講座和保險業務講習班。“保聯”學術部,結合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保險業的特點,開展各種講座和業務學習班活動。激發了廣大保險業職工的民族意識,增強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信心,有的逐步成為革命的骨幹力量。(2)“保聯”成立後,為擴大影響,加強與會員和廣大職工的聯系,於1938年11月創辦出版了《保聯月刊》,主要刊載有關保險學術及保險實務方面的論文,同時結合形勢,宣傳抗日戰爭的意義,報道演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內容的進步話劇和舉辦青年知識講座等活動情況,刊載動員保險業資金轉移到大後方,宣揚堅持長期抗戰的輿論導向。

  “保聯”在抗日戰爭時期,利用公開合法團體的地位,根據不同形勢和保險業的特點開展工作。通過政治經濟,時事形勢的宣傳教育,激發保險業職工的愛國熱情,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有的轉到大後方,有的進入解放區,奔赴抗日前線。同時,通過保險講座和學術研究班的形式,培訓了一批保險業務技術人員,不但滿足了廣大青年職工學習保險技術的需求,而且還適應了保險公司大量發展業務的需要,通過各項活動,廣泛而又密切地聯系保險業職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保聯”日益發展壯大。

  民國時期民族保險業展現的責任擔當與愛國情懷,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長留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

  (圖片由作者提供)

(責任編輯:唐明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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