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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險反欺詐任重道遠

2018-01-05 09:43:32 中保網  王國祥

  作為商業保險,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經營目的之一。眾所周知,理賠是公司經營過程中最大的成本支出,然而,由於保險獨具的射幸原則及保險標的非受保險人管領和控制,保險欺詐與保險業務與生俱來。業內將保險欺詐形象地稱之為“保險黑洞”。據報道,保險業發達的美國保險犯罪僅次於毒品犯罪。近年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群眾對生活品質提升的追求,財產保險尤其是與民眾密切相關的車輛保險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車險欺詐手段層出不窮,現在,有預謀、有組織、有分工的犯罪鏈已然呈現,打擊迫在眉睫,但由於掣肘因素太多,雖有成果,但一路走來,殊為不易。車險反欺詐艱難前行,任重而道遠。

  一、車險反欺詐十分重要

  現行的保險制度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對我國而言,其實是個舶來品,且中間受到戰爭、文革等因素的影響,國人對保險制度的認識仍不甚了了,良好的保險消費文化尚未形成。國內保險業務已經恢復辦理30余年,不少人至今仍將人們經過科學計算,對未來或有風險以事先約定、平時支付小額保險費的財務安排來化解的現代保險制度看成是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博弈,繼而引發一系列問題;同樣,改革開放後,由於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家用車進入千家萬戶,但在發達國家已經形成的良好的汽車文化(如嚴守交通規則,特別是非特定道路、特定情況下的汽車禮讓行人等)包括與之相適配的汽車保險文化更未同步形成,以致經常在車險詐騙案中出現“礙於情面”、出具偽證,卻扮“吃瓜群眾”的咄咄怪事。車險是保險企業的龍頭險種,其一舉一動對行業形象及社會影響巨大而深遠。

  (一)車險在保險公司內部業務結構中占比最大

  近年來,隨著企業改制、私家車爆發性增長,保險公司的車險業務在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各種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矛盾也不斷凸顯,社會公眾、監管機構的關註熱點也在於此。盡管如此,各家財產保險公司均不可能放棄這項業務,因為,車險在保險公司內部業務結構中占比實在太大(多為半數以上),丟不得,輸不起。各家保險公司均有專業的、龐大的車險展業團隊以與之相適應。

  (二)車險在保險產品中目前社會影響最大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內陸縱深與汽車制造業的興起契合廣大人民群眾追求的物質生活提升,以致成就了財產保險公司“一車獨大”。同時,車險的社會關註度與日俱增,不但同業會議,甚至有財產保險公司參加的各類綜合會議均可能出現談保險必談車險,談車險而遑論其他保險的情況。財險舉案釋法也多以人們常見的車險為示例。前幾年,監管部門也是以抓“車險理賠難”作為整頓財險公司社會形象的切入點。車險社會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三)車險是“標準產品”,欺詐也形成了一些“標準套路”

  如果說原先車險市場還存在A、B、C三種條款,車險產品有細微差別的話,那麽,當下一致的車險條款和兩次費改使得車險成為全國、全行業更為統一的“標準產品”。這也使得車險詐騙者不需要先行識別不同條款的細微差別而徑行其事先設定的“標準套路”:如高檔舊車落水事故,典型套路為:購置高檔舊車或二手車,選擇地點偏僻事先踩點(如水深及車頂),夜深人靜,單人駕車,事先打開天窗,事故發生後自行找人評估,然後提起訴訟。其他如酒駕、醉駕頂包事故、人傷案件造假等亦形成若幹“標準套路”。

  (四)針對車險進行欺詐活動和犯罪已經形成利益鏈

  當下,從車險反欺詐實踐來看,保險公司的對手已經由原來的單個、隱秘行為逐漸轉化成“專業群體”“標準化操作”:從交警、醫院尋找案源,繼而進行專業造假或買斷案件,由專業的物損或傷殘評定機構出具“鑒定”,徑行訴訟,以“合法”途徑陷保險公司於不利位置,從而冠冕堂皇地獲得其不應該獲得的利益。筆者曾在代表行業協會參加泰州市法院系統座談會時痛陳:欺詐團夥形成產業鏈,有細密的分工合作以猖狂獲取非法利益:有與醫院“合作”收集案源者;有與“相關企業”合作,出具假誤工證明者;有與鑒定機構打通關節進行無殘評殘、低殘高評者;有買斷案件“專業代理”者;有搖不上“心儀”的鑒定機構先撤訴再起訴直至搖中者;有的直接收購高檔舊車制造事故,然後不待保險公司人員查勘,憑“評估報告”直接起訴保險公司者。近兩年來,我司協助公安機關破獲多次詐騙案件,期間,阻礙重重,取證艱難,以致我們不得不通過省公司所在地匯款這個犯罪行為結果地作為“連接點”,異地辦案,努力打破其在地方的關系網,成功辦成8起刑事案件。可以印證以上事實。

  (五)車險欺詐對保險制度和秩序危害極大

  車險欺詐輕則為民事欺詐,重則為刑事犯罪,主要涉及罪名為保險詐騙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的歷史沿革來看,中國保險詐騙犯罪立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詐騙罪中分離和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傳統的刑法犯罪構成理論認為:該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了保險制度或保險秩序,又侵犯了保險人的財產所有權。從我司舉報並經公安偵查立案,最終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8個案件的類別看,均是車險欺詐案件(已經判決的有3起)。據報道,車險欺詐在保險欺詐中占比80%。以泰州人保為例:2016年全年,查處各類騙保案件434起(其中車險案件為320起),涉案金額2743萬元(其中車險2484萬元),反欺詐金額占賠款額度3.6%(其中車險為4.14%);而2017年1-9月就查處各類騙保案件544 起(其中車險案件534件),涉案金額高達3606萬元(其中車險3502萬元),反欺詐金額占賠款額度6.24%(其中車險為6.18%)。可見,車險欺詐已成洪水猛獸,必須引起高度關註。

  基於上述五個原因,可見車險反欺詐研究對保險反欺詐尤其是財產險反欺詐的示範效應十分明顯。

  二、車險欺詐之成因分析

  筆者認為,車險欺詐之所以層出不窮,無法根絕,有其宏觀和微觀等諸多方面的欠缺和原因。

  (一)宏觀方面

  1.立法層面的欠缺

  1995年被稱為我國的“金融立法年”。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相繼出臺。為嚴厲打擊金融領域的犯罪,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出臺了《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1997年,《刑法》進行大篇幅修訂,將與保險詐騙相關的條文列入198條,將此罪名定為“保險詐騙罪”。此罪系由原來的詐騙罪派生出來的,其立法目的是對保險詐騙行為專門打擊和加大打擊力度,但對此二罪的法條表述、犯罪構成和追訴標準(起刑點)以及量刑尺度的比較發現,現行的刑法規定至少存在以下問題,反而不利於集中打擊保險領域的犯罪:

  (1)罪與非罪。《刑法》第266條規定的詐騙罪的主要表述只有“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11個字,言簡意賅,外延很大,而第198條詐騙罪洋洋灑灑數百言,但列舉的5種犯罪行為中均為“騙取”,因此理論界、司法界均有人認為此條為結果犯,即詐騙款未到手即不為犯罪,也就是說,此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態,但為打擊日益猖獗的保險詐騙犯罪,最高檢研究室出臺了“關於保險詐騙未遂能否按犯罪處理問題的答復”,明確“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保險詐騙行為,但由於意誌以外的原因未能獲得保險賠償的,是詐騙未遂,情節嚴重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以上答復,雖然在公訴環節肯定了此種犯罪具有犯罪未遂形態,但卻以“詐騙罪”追究,還加上了“情節嚴重”之條件,王晨法官認為“所謂情節嚴重,一般是指犯罪動機卑鄙,如貪圖享樂等;犯罪手段惡劣;多次實施保險詐騙犯罪;造成嚴重後果,產生惡劣影響等”,但因缺乏客觀標準,從而,為人為幹預此類案件留下缺口,結果,司法上出現了爭議和不同的處理結果。

  (2)犯罪主體。詐騙罪是普通主體,而保險詐騙罪是特殊主體(包含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可為從犯)。這使得有些人雖然實施了保險詐騙行為,卻無法以保險詐騙罪定罪量刑。如我市朱某購買姜某汽車後制造車輛落水事故案件,因保單上投保人、被保險人均為姜某,朱某的保險詐騙行為只能以詐騙罪入刑;保險業工作人員實施的虛假理賠等犯罪也不能列入保險詐騙罪,此類犯罪因主體身份不同,分別列入貪汙罪或職務侵占罪。

  (3)犯罪對象。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保險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只能是保險賠款,這使得當前日益猖獗的騙取保險費的行為無法以此罪打擊之。

  (4)追訴標準和量刑。兩罪比較後得知,詐騙罪追訴標準為2000元,而保險詐騙罪為個人1萬元,單位5萬元。就量刑而言,詐騙罪最高為無期徒刑,保險詐騙罪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見,保險詐騙罪“門檻”高,“天花板”卻低,同為詐騙犯罪,可能因所涉罪名不同而使保險詐騙罪犯罪分子得以接受較輕的刑罰,甚至不構成犯罪。我司協辦的多起保險詐騙罪刑事案件中,此罪與彼罪、罪與非罪之辯漸成熱點可見一斑。

  以上行為均侵犯了現行的保險制度和秩序,即侵犯同一客體,但因立法差別易產生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量刑畸輕畸重等問題。

  2.司法打擊力度不夠

  可以說,現在保險詐騙行為非常普遍甚至非常猖獗。在欺詐與反欺詐的較量實踐中,筆者對司法部門打擊乏力深有感觸:

  (1)偵查環節重視不夠、人手不足、行動遲緩,最終查無實據,飲恨罷手。根據公安偵查機關的內部分工,經濟犯罪比如保險詐騙罪,歸各級經偵部門管轄,而保險詐騙類犯罪比之於針對銀行、證券、稅務、煙草部門進行的犯罪確實存在個案數額低,社會影響小,收集證據難等特點,加之偵查人手不足,以致出現立案難、偵查難,完成偵查卷宗移送公訴機關更難的情況。實踐中,往往出現公安進行初查而不立案,犯罪嫌疑人受威懾而收手的犯罪未遂情形,此情形保險公司看似未形成損失,但其實影響很壞,因為行為人的犯罪成本極小(依照刑法規定,犯罪未遂本可比照既遂從輕或減輕處罰,但如前所述,司法實踐中因一開始學者們將此罪歸為結果犯,往往不再追究,最高檢1998年的“答復”出臺後,又因雖然確定了本罪的未遂形態,但結論為“詐騙罪未遂”而招致詬病,司法實踐中並不統一),但一旦成功,“回報”極大,其示範效應不容小覷。

  (2)公訴環節的要求頗為嚴格,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安立案打擊的積極性。從筆者知悉的泰州人保8起涉嫌保險詐騙罪案件情況看,公安偵查機關似乎很少有不被公訴機關退回補充偵查的情況。固然,這反映了同為金融詐騙犯罪,保險詐騙罪比其他如信用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在證據收集上更加艱難,同時,也反映了偵查機關還需要在證據鏈的形成上再下功夫,但公訴機關有時在審查卷宗時確實較為嚴苛。如我司協辦的一起夏某駕駛“凱迪拉克”轎車故意落水涉嫌保險詐騙案中,我司查勘後已經發現其蛛絲馬跡而展開調查並收集初步證據向公安機關報案時,夏某仍急躁難耐,不斷投訴保險公司“理賠難”,並自願寫下“承諾書”,願意為本案的不真實承擔一切法律後果,在此情況下,保險公司付出保險賠款,但仍配合偵查部門查明了夏某的詐騙犯罪真相。在檢察機關審查卷宗時,反而認為我司存在明知被騙,先予賠償的“釣魚”行為,最終認為其犯罪未遂。雖然夏某最終被以保險詐騙罪(未遂)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五萬元,但比照犯罪既遂有所減輕,打擊力度明顯減小。

  (3)在審判環節,民事案件的審理法官發現保險詐騙嫌疑,卻鮮有主動依職權裁定停止審理,將全卷移送公安機關偵查者。其實,在日常保險公司涉訴案件中,原告提供的證據中充斥著大量的不實證據,尤其是二手車黃牛、人傷黃牛摻雜其中的案件更是十分明顯。如果讓犯罪嫌疑人越過這道關卡,將使公安機關在嗣後偵查時投鼠忌器。所幸的是,在筆者的努力下,泰州市某法院已經重視並出現一起庭長主動裁定駁回起訴,將審理中的民事案件移交給公安機關進行偵查的案例。

  3.行政處罰缺位

  費改前,據保監會統計,保險公司賠案中84%為5000元以下案件。費改後,千元以下案件驟減,但以泰州人保作為研究樣本,目前,萬元以下的車險案件仍在50%以上。由於保險詐騙罪起刑點個人為1萬元,單位為5萬元,遠高於普通詐騙罪,這些案件因數額有限,構不成犯罪,但“千裏之堤,潰於蟻穴”,其規模和“示範”作用不容小覷,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警惕。同時,《刑法》和《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其有法定的行政處罰手段:《刑法》附則中明確,被列入附件二的《決定》中的行政處罰規定繼續有效;《決定》第二十一條規定:有本規定第十六條(該條就是後來被吸納為保險詐騙罪的相關規定。筆者註)規定的行為,情節輕微不構成犯罪的,可以由公安機關處15日以下拘留,五千元以下罰款。事實上,筆者獲悉,僅南通如臯已經有多個保險公司假保單流入市場,我市泰興、興化等地均發現來自該地的假保單。長此以往,本可以行政手段予以制止的欺詐行為,因未得到及時有效的打擊,以致形成刑事犯罪,甚至重罪。

  4.保險活動的特點與條款和營銷缺陷以致詐騙高發

  保險合同是射幸合同以及保險標的與保險公司分離是保險活動的特點。馬克思說過: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將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他們將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於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於冒絞刑的危險。小額的保費和可能獲得的巨額賠款,足以利令智昏,喚醒人性中最原始、最貪婪的野性!這是保險欺詐與生俱來,難以根絕的重要原因。

  而且,我們的產品設計以及條款存在一些先天缺陷,以致黃牛們在“刻苦鉆研”後,大抵能有所收獲,何況,這些“保險咨詢服務公司”本身也吸納了不少通曉汽車修理的原4S店工作人員和通曉車險理賠的原保險公司理賠人員。

  在實際工作中,各家保險公司沈重的業務拓展壓力與規範化管理的矛盾非止一日,基層展業團隊尤其是營銷人員往往視管理規定為桎梏,認識不到位,執行就走樣,而不規範的締約行為恰恰為後期的問題埋下禍根。

  5.理論研究滯後

  保險反欺詐是一個古老而沈重的話題。前文已述,我國目前已經是一個保險大國,但還不是一個保險強國,不但在表現業務規模的保險密度和深度指標上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在行業健康發展、品質維護上差距也不小。例如對日益對行業形成嚴重危害的車險欺詐犯罪的理論研究就比較滯後,沒有理論指導的行動就是盲動。缺乏理論研究的行動終將行而不遠。

  6.互通平臺欠缺

  現在的車險欺詐,呈現出地域流動性和同業傳染性,騙子們在鉆研騙術,往往借鑒“它山之石”,如以前在河北某地經常出現的車輛偏遠地點肇事,被保險人先找評估公司估損,然後直接將保險公司告上法庭的情況,已在我地被效法;同樣,今天在甲保險公司出現的蹊蹺案件,明後天可能出現在乙保險公司,究其主體,還是這些所謂的保險服務公司或個別人,因此,同業間不單是設立共享平臺,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日常維護和發揮其效用。將來可以考慮對接公安交警、汽修管理甚至法院及人民銀行單位和個人征信等平臺,通過大數據分析報案人、被保險人、承修單位、鑒定機構、律師或法律服務人員是否有可能加入了車險欺詐的利益黑鏈並聯手相關部門予以懲戒。

  7.社會輿論裹挾

  現在,隨著自媒體的興起,社會輿論的產生多元化,輿論的“蝴蝶效應”愈加顯著。筆者回顧30余年保險實踐,覺得:一般人們對於故意制造保險事故騙取賠款是有犯罪性質的認識的,而對於誇大事故損失,投保時不如實告知有關情況,事後投保、小額騙保等行為均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模糊。上述行為不僅得不到全社會的指責,相反在各種輿論的裹挾下反而得到某些人的同情,甚至得到個別司法、執法人員的“同情”,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他們認為,交過保費、目的就是彌補損失等。這種罔顧保險制度,尋求所謂平衡的社會心理,使得某些人更加膽大妄為,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筆者處理過多起客戶“維權”事件,不但自己投訴,還試圖挑動媒體進行專訪,最後被查明欺詐事實的案件,然而,即使查明事實,仍有人為之說項。可見保險知識還需廣為宣傳,尤其是對社會精英層面的人員的宣傳,因為他們的言行能夠影響更多的人。

  (二)微觀方面

  就保險賣方主體內部而言,存在的下列問題亦是保險詐騙案件居高不下的原因:

  1.人員配備不足

  不少公司重前端市場開拓,輕後端客戶服務,有的將後端服務整體打包進行外包,行業設立統一的對外服務窗口需要抽人時尚叫苦不叠,至於進行可能涉嫌詐騙的疑難案件跟蹤、分析、舉報人員則沒有,尤其是不可能延伸到假案特別猖獗的縣一級,專職人員配備更不可能,這種情況在中小保險公司普遍存在,而詐騙分子也知道“揀軟柿子捏”,這對本已舉步維艱,盈利堪憂的這些公司來說無異雪上加霜。

  2.基本素養不足

  有的公司在行業協會的要求下,勉強配備了專職或兼職反欺詐人員,但專業的事情必須有專業的人幹,這是鐵律,否則必將是投入多,收效少,事倍功半。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最好是復合型人才:要具備優秀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技能,包括掌握汽車、理賠、法律等知識,以及良好的溝通能力和心理素質(經常受到說情和恐嚇的幹擾),這樣才能幹事,幹成事。

  3.資金支持不足

  由於案件的初期線索可以發動群眾,進行懸賞,以及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費用,故而,資金及時支持非常重要,否則,工作難以為繼。而目前普遍存在的情況是保險公司在前端拼搶市場而投放資金的積極性要遠高於後端客戶維護尤其是打假反欺詐。

  4.打擊手段不足

  不少保險公司發現欺詐線索後往往不知所措,不積極作為,打擊手段單一,甚至僅限於報行業協會。錯失了良好的偵查時機,自己不作為,反過來抱怨其他公司發生類似案件時表現平庸,甚至抱怨協會不作為。結果,本來應該一致對外的打擊變成行業內的互懟。

  5.組織協調不足

  隨著反欺詐案件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大案、串案、單位犯罪的出現,辦案受到的阻擾也不斷加大,包括對辦案人員的人身威脅,特別是非司法人員身份的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很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的泄憤對象,這就需要組織協調,關心、支持他們,不能讓他們流汗又流血;同時,隨著案件的推進,涉及到被侵害單位持有態度的表明,也需要公司負責人與相關部門對接溝通,這樣既為個案所必須,又可為今後面上工作的推動做鋪墊。但反觀保險行業,大部分公司做不到。

  三、車險反欺詐應對之策

  保險詐騙形成的保險“黑洞”,已然造成保險公司的巨額損失。筆者每每聽說某某保險服務咨詢公司不斷做大,便知保險同仁“割肉”不少,而興“床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之嘆。為了形成全行業打擊保險詐騙尤其是當下日益猖獗之車險詐騙的高壓態勢和實際效果,筆者認為,可以從“修齊”和“治平”兩個方面入手,註意“打防結合,以打促防”,爭取取得好的成效:

  (一)“修齊”以苦練內功

  所謂“修齊”乃是古人講的“修身、齊家”,這裏借喻保險公司必須苦練內功,堵塞業務漏洞,建立專業團隊,提升專業技能,把反欺詐人員打造成本公司的“特種兵”。這樣的隊伍高效運作,才能確保“打防結合,以打促防”效果的產生。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1.嚴格產品設計、營銷

  除需要保監會審批的保險產品外,總部或區域性產品的制定者要對大量存在的報備的產品的合同格式、措辭、條款進行嚴格審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接受基層反饋意見和主動收集敗訴案例,適時修訂,杜絕漏洞 。如過去屢遭詬病的“高保低賠”條款,就被詐騙分子抓住漏洞,制造了大量高檔舊車騙賠案件。應努力避免這樣的條款出現。

  由於特別約定的法律效力高於條款約定,而有些展業團隊為了做成業務,不惜以特別約定的方式改變原合同約定以取悅投保人,結果也誘發風險。

  車險在保險公司歸入個險義務,如前所述,車險為“標準產品”,其服務有一整套的規範,監管力度也最為嚴厲,因此,沒有在保險合同外另簽合作協議之必要,另簽協議往往在為不正當競爭打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也可能埋藏禍根,引狼入室。當然,也有一些是受經紀公司所迫,但保險公司聯合起來加之拒絕,其自然沒有市場。

  2.高度重視打假工作

  保險欺詐是保險經營活動的毒瘤與蛀蟲,其對保險制度和秩序的破壞顯而易見,可以說,對保險詐騙分子的容忍和無能就是對其他善意投保人的不負責任,同時也傷害了保險公司利益,包括投資人和股民利益。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成天被騙的公司會賓客盈門,除非這些人本來就是騙子。現在,大部分公司車險經營虧損,如果思考一下賠款中可能存在的10%-20%的被騙金額能挽回的話,還會虧損嗎?因此,打假必須重新認識並高度重視起來。

  3.迅速組建專業團隊

  保險公司要通過招聘、內培、外引等多條渠道逐步組建反欺詐專業隊伍。如筆者單位,先進行打假競賽,初期挑選一名政治素質過硬、打假業績突出的車險查勘員進行專業打假,同時不斷強化其法律知識,使其盡快成為“特種兵”,實踐證明,這樣做成效非常明顯,隨後,我們又抽調一名精通電腦和數據提取,在多個崗位輪過崗的人員進行力量充實,通過大數據分析,反欺詐工作從被動接受線索到主動抽絲剝繭,撥草尋蛇。嗣後,反欺詐工作不斷引向深入,我們又抽調一名查勘人員增援。在江蘇保監局組織的“安寧2017行動”中,我司發生的8起高檔舊車落水騙賠案全部告破。10余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對市場產生相當大的震動。下一步可以與各大專院校合作,實行“請進來”或者“走出去”,進行短期專業培訓。

  (二)“治平”以營造環境“治平”為古人治國、平天下之縮稱,這裏借喻,保險公司要打好反欺詐這一仗需要營造和借助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打擊力量。荀子說“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根據偵查權法定原則,我國只有國安、公安、檢察、監獄四個部門有偵查權,其他部門均無偵查權,更遑論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保險公司(我們也不奢望如某些國外保險公司一樣獲得偵查權),這更加突顯了利用外力尤其是處於保障治安,打擊犯罪第一線的公安力量的重要。

  1.與司法機關緊密合作

  公安力量對於我們進行保險反欺詐尤其是車險反欺詐尤為重要,我公司與市公安局經偵、刑偵部門和交警支隊簽訂合作協議數年,收效明顯,從第一現場的勘查,到專業偵查人員的快速介入,使得大量假騙車禍喪失了制造騙局的時間和空間。當然,前文述及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對數額較小,不構成犯罪的,如何加大行政打擊力度等,還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不斷磨合,消弭分歧,不斷把打假防騙推向新的高度。

  由於工作交叉點少,檢察機關往往成為我們的工作盲點,但沒有其支持,公安打擊保險欺詐犯罪的前期偵查就缺乏膽氣,因此,我們應盡快消除此盲點,使其充分了解當前保險詐騙的嚴峻形勢,本著不枉不縱的原則,對犯罪嫌疑人果斷提起公訴。

  筆者從以往的工作接觸中感覺,只要言之有據,絕大多數法官還是原意傾聽的,而且,法院系統民事審判條線也是召開各類座談會最多的部門,因此,我們要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保險詐騙的嚴峻形勢和民事法官依職權主動移交涉嫌保險詐騙或其他犯罪案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與新聞媒體緊密合作

  毛主席說“輿論是黨的喉舌”,可見媒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當然,現在,隨著自媒體的興起,社會傳媒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何與媒體合作,宣傳保險知識,講好我們的故事,過去非常重要,現在更加重要。我們要大膽地占領輿論陣地,尤其要註重宣傳打假防騙,弘揚正能量,教育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在蝴蝶效應中不要人雲亦雲,遏制其隨波逐流,甚至被利用而興風作浪,真正起到“打防結合,以防為主”的效果。

  當然,“一花獨放不是春”,要迎來整個行業的打假防騙的春天,需要包括我們在內的全體同行的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

  3.共同研究聯手打擊

  我們的保險理論研究還較為滯後,對我們而言,車險反欺詐雖是老問題,但我們的對手不斷玩出新花招,而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均嚴重滯後,以致利益不斷受到蠶食甚至鯨吞,因此,我們確實很有必要靜下心來,認真梳理其中出現的大量問題,不斷與有識之士進行研究、探討,更要把這些問題帶到各種會議尤其是有公、檢、法、司部門和專家、學者參加的專業會議上去,讓更多的人思考、研究這些問題,如能形成區域共識,聯手打擊,將對區域保險市場起到非常好的凈化作用。

  結語

  打假防騙是保險業的永恒話題,車險反欺詐因“一車獨大”有著獨特的地位和顯著的示範作用,但由於理論研究不足,重視程度不同,內部管理不細,用人機制不一,司法配合不力等諸多因素,其方興未艾,而且由於保險活動的特性,註定車險反欺詐“永遠在路上”。保險公司面對嚴峻的形勢和狡猾的對手,仍需靜下心來,撲下身去,補苴罅漏,除惡務盡。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因此,車險反欺詐確實需要我們打起十足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鬥誌,為維護保險制度的正常秩序和經營品質,為保險事業的健康發展而努力奮鬥!

  
(責任編輯:李皓潔 HF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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